古之圣贤自任以天下之重，虽功名富贵时有不同，至于进退行藏，不过一道，曰正而已矣。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以道徇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徇道」。夫惟时之必有治乱，道之必有兴废，而圣贤之有遇不遇也。是以古之人用则以正进其身，不用则以正明其道。昔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汤使人以币聘之，伊尹曰：「我岂若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也」。又曰：「我何以汤之币聘为哉」！伊尹非不知汤之必可与有为而欲亟售其身也，盖以为不能自重而轻以自徇人，则物重而己轻，物重而己轻，则人君亦将易之而莫之尊，惮道未及行而己先屈矣。故曰：「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虽禄之以天下，弗受也」。夫惟处畎亩之中，以天下禄之而有所弗受，使一朝得君而信其说，则知其心不挟天下以自利也。故能以匹夫之贱，屈万乘之贵，举天下之大以听其所为，而不以为泰者，其道出于正故也。孟子曰：「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，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」。又曰：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」？孟子非不知时之不可为也，而每汲汲于求进，盖当时士大夫握腕而游说者，术有馀而道不足，苟可以邀利而求名者，率攘臂争先。杨、墨之徒又倡为邪说，以乱先圣之教，孟子以为不直其道，厉其言，则不足以决天下之聋瞽而反于见闻，恐先圣之道遂至于委靡而不复振也。故倾侧齐、梁之间，据礼以折右师之汰，抗词以伐臧仓之毁，其言峻发严厉，足以激末俗而振颓风。轲若得志，其功岂减伊尹哉！故伊尹处时之可进，而每事于退；孟子处时之可退，而每事于进。二人迹不同而同归于正，何则？伊尹先正其身而后行其道者也，故将进而先之以退；孟轲耻身退而道不明于天下者也，故处退而示之以进。将进而先之以退，不诎身以伸道也，故身益尊；处退而示之以进，不屈道以伸身也，故道益明。今夫功名富贵，人之所必争，而圣贤之所不能免者也。唯不以物累己者，贵身而贱功名，大我而小富贵。功名富贵一付之傥来，而不轻以身与之较，故己重而物轻。己重而物轻，则可富可贫，可贵可贱。富贵而身益尊，贫贱而道益明，此伊尹、孟轲之所以同归于正，无意于世而世归之也。后之君子则不然，其待物也重，而其所以待己也轻，道不足以胜己，己不足以胜物，己与物相战于荣辱利害之途，而卒为物所胜，则挟数任术以事攘夺，背师毁友以奉权势。如汉之平津、安昌侯辈，身为名儒，经术、爵位居当代之冠，观汉帝所亲款与时流所归重，必有大过人者，宜其正色慷慨，发明六经之蕴，足以救末学之弊而折奸雄之谋。然位至鼎辅，而身不免于阿私；口谈先王，而行有甚于垄断。唐之柳宗元、刘禹锡数子，才名擅天下，其议论文采固足以自立于世，然不能厚自溅拂，而见得忘义，附丽匪人，一跌而不复，发言怨刺，亦足以明浮议，是岂功名富贵误使之然哉？平津、安昌有其位，而不能以正守之，故志在持禄，而卒死于阿谀；宗元、禹锡有其才，而不知以正用之，故轻以其身为人用，而终亦见弃于世。是数者，皆负能为之才，乘可为之势，惜乎不知以正行之也。某生长村野，未尝获见天下伟人，自顾愚陋，何足以造古人之阃阈！然自少稍知读书，尝闻父师之教曰：「吾乡有老先生苏公者，其为人也，好学乐道，有伊尹、孟轲之风」。今虽不及见，其子东坡先生与黄门公，皆能以老先生之志行于天下，高气直节，凛乎在上。如巨山乔岳，虽不见其运动，而丰功厚利，赡足天下多矣。是以朅来京师，愿一望见之。而二公适在朝廷，幸今天子即位之始，稍欲收还故老大臣，尊礼而用之。二公德望在天下，凡忠臣义士举手相贺者，莫不以二苏为称首，庶几伊尹、孟子之志复申于今矣。惜乎未及用，而东坡先生遽厌世，公亦栖迟在外。夫公之遇不遇，四夷八蛮视之以为天下重轻。公岂求于世者？而天下望之如此。今虽不用公，如用之，亦未易浼而前也。彼用不用，于公何有哉！孟子曰：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，配义与道，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」。夫守正行义，持之以不动心，而刚大之气遂至于塞乎天地，则举天下之大，孰为有重于我者？天下之大，莫有重于我，则公之处世岂不绰绰然有馀，而其志岂浅哉？观公正色立朝，而使奸人佞子屏气侧迹，知有畏惮，及一旦解绶去职，遗富贵如鸿毛，天下知与不知，莫不想闻其风槩。争自澡雪，唯恐有污于己者，可谓特立独行而无累于正矣。湘沅长沙，屈原、贾谊之所以辛酸愁苦而卒殒其生者也。而公涉岭万里，触冒瘴疠，困折百端，无一毫少挫，竟完节而归，翛然独居，释王公大人之尊，就颜回、原宪之乐，刚明之操，过乎屈、贾之上，岂非道足以驭气，气足以胜物，而所守独出于正者耶？昔宋广平治南海，开元召而相之，使六阍人逆之。比至，不交一言。广平惜一言之出，而天下之仕者，不敢不以正事其君。张曲江劝人主重名器，且云「羞与牛仙客辈等列」，虽以此疏外，而终唐之世，天下称曲江公而不名。仁贤之遇不遇，天也，岂一嬖人所能毁誉？二公亦知天命之在我而无与乎人言也，故能以正出处而不污其身。今公之进也以礼，而退也以义，进退行止一本于正，而不以贫富贵贱累其天真，上期合于伊尹、孟子，而下得遂广平、曲江之志，则公之处事，亦可以无憾矣。故某不自揆，辄举伊尹、孟轲与夫宋广平、张曲江以折公孙、张禹、柳宗元之徒，而试陈于执事，卒然不知其身之贱而言之僭也。伏惟执事才全而德不形，道大而不遗微细，感钟离之操，听越人之音，而怜其志在于父母之邦也，少加优容。他日使得问道于下风，不胜万幸。

臣先尝论奏前宰相蔡京罪恶显著，宜加严责，上答天戒，下慰人心，未蒙睿旨施行。苟依阿不言，非特负陛下之责，天下之人皆有以责之矣。义当竭力，不敢但依。京顷居相位，擅作威福，权倾中外。滥锡予以蠹国用，轻爵禄以市私恩。谓财利为有馀，皆出诞慢；务誇大以兴事，肆为骚扰。援引小人以为朋党，假借姻娅布满要途。以至交通豪民，广兴产业。役天子将作营葺居第，用县官人船般运花石。曾无尊主庇民之心，惟事丰己营私之计。若是之类，其事非一，累有臣僚论列，臣更不敢具陈。若乃名为祝圣寿，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势；托言灌民田，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语。致侄俉之告变，而缪为心疾；受孟翊之讹言，而与之官爵。赵真欲辅之以妖术，张大成窃议其奸意，骇动远迩，闻者寒心。此皆足以鼓惑天下。而为害之大者，稽之古人，有一于此，必加严刑，而京兼有之，乃独泰然，忽视朝廷，无复畏惮。人臣强盛，莫甚于兹。去岁东南诸路皆罹旱暵之灾者，乃其应也。圣恩宽贷，为之保全。人心不平，而忿嫉之气充塞海内，星文变异，岂无意耶？盖京之罪戾积稔滋久，上赖圣德昭格，皇天眷祐，为宗社之盛福，幸天下之生灵，于是星文再昭示其意。既尝罢京相，消弭于前；则正京罪，诚有待于今日也。虽天之垂象不当其事，应而常无所不戒，然京之罪未正，乃事之最可戒者也。始者京再罢相，士民称庆，以谓京去朝廷必矣。既宠以宫祠，又许其致仕，赐以苏州南园，尚无去意。然以哲庙实录未毕，犹可为说；今书已成，而去计杳然，是终不可去也。非天有以警悟陛下，则人力何能为哉！臣闻之《书》曰：「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」。又曰：「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」。盖天之视听因民而已，君之用刑视天而已。臣愿陛下顺民心以奉天，体天道以除暴，正京罪以释天下之疑，以为人臣之戒，则和气集而灾沴消矣。干冒天威，罪当万死。伏望圣慈深察愚衷，特赐听纳，早降睿旨。

进士赐第而归，题姓名于贡院，可以已矣。又题于栖贤僧舍，惟南康为然，则前守黄秘书粹仲倡其端，今守张著廷子宓成其美。思昔唐雁塔题名之意，有此旧事。然锡燕江上，题名塔下，唐进士侈大君赐而已，立身行己之本未见端绪。今乃拜圣贤于白鹿，齿长幼于行辈，然后槛山以为高，掬泉以为洁。虽纷华盛丽，万不侔于曲江；而雅趣素志，似若无歉焉者。既特书而又书之，不为赘也。曩者止于锓木，今乃勒石；曩者三岁当一易，今欲序其首而列书其后，使异时之再至者易集，而百世之不坠者可考。事至久而后精，谋以众而加详，非疏于昔而当于今也。始予序贡院题名，固已抒其心曲，凡累圣设科之本意，与父兄爱子弟之盛心，班班可见矣。今又以桑柘遗老辞不获命，而书其概，非曰能之。或以为阙焉，则近有贡院之辞在。嘉定癸未十月朔，郡人曹某序。